1950年12月20日，台北，54岁的傅斯年在台湾省参议会答复质询后突发脑溢血，随即去世。自此，台大校园里的钟楼每天敲响二十一下——因为他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需留三小时来思考。这口“傅钟”至今依然敲响，但鲜有人知，这位因“傅大炮”而闻名的历史学家，在去世前几年做了一件令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感到震惊的事情：他对苏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写到：“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在1940年代的中国，赞美苏联被认为是安全的，而批评则是冒险的行为。傅斯年为何要迎头痛击这一体制？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傅斯年并非天生反苏。在1919年，他刚从北大毕业，担任新潮杂志的主编，并在上面发表文章称赞十月革命，认为这是“现在应该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他们做引子”。那时，他眼中的苏联是一个贫穷而弱小的国家，充满了对新世界的憧憬，与当时大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一样，傅斯年充满理想。然而，改变他看法的是他后来的七年留学经历。1920年，他前往伦敦大学，三年后转到柏林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和比较语言学，还尝试了老师教授的物理学知识。科学的训练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关注事实，而不是口号。数年后，他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斯大林政权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无比严酷。

傅斯年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长期与档案和证据打交道。他不会轻易相信所谓“完美”的苏联，而是不断追问：你们宣称解放了人类，能否提供证据？如今所谓的工人们生活如何？是不是消灭阶级的背后又产生了新的特权阶层？

傅斯年在文章中对苏联的模式进行了精炼归纳，认为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首先，这是“自己垄断式的资本主义”。苏联国家对一切事物进行了全面控制，连农民的土地和工具都不再属于他们自己。斯大林自1928年起强制推行集体农业，任何反抗者都遭到严厉镇压，导致1932至1933年间出现严重饥荒，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然而苏联却仍在向外界输出粮食换取外汇。傅斯年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全面垄断让普通人民的生活举步维艰。

其次，是“选人用的封建主义”。表面上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特权階层却极为显著。某些人享受专属的生活设施，而普通民众则为了基本生活而漫长排队，粮食短缺时更成为小部分人垄断的资源。傅斯年呼喊这是“选择式的封建主义”，这种新形式的等级关系隐藏在“进步”的外衣之下，远比过去的封建制度更难以被识别。

最后，傅斯年把苏联对思想的垄断比作中世纪的教会，虽然教义已由上帝转变为唯物论，但控制手段依旧沿袭。禁书、审查、洗脑教育等方式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即使是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知识也要受到政治力量的裁决，这根本谈不上人类的解放，而是重新制造出更严密的奴役。傅斯年身为学者，未借助互联网或解密档案，却凭借史学直觉和逻辑对这一庞大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促使他写下这些辛辣文字的，是抗战胜利后发生的实际事件。雅尔塔的秘密协定在未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制定了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让他心中倍感不快。苏联军队进驻东北后，拆卸当地工厂设备的行为更令他无法接受。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期间，外蒙古的问题以及铁路和港口的权益又成了交易的筹码，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愤慨。